红旗渠是太行山上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位于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地处豫、晋、冀三省交界处。林县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土薄石厚，自古干旱少雨、水源奇缺、资源贫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为了改变因缺水造成的贫困状况，自元代起，林县人民就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不畏艰难，不断地修渠打井寻求水源，开始了向大自然不屈抗争的历程。20世纪60年代，林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迈气概，依靠集体力量，凭借勤劳双手，一锤一钎、一刀一斧，在最险恶的地方劈山导河，引漳入林，建成了盘绕在太行山上长达1500公里的引水灌溉工程——红旗渠，从而彻底改变了全县十年九旱、贫穷落后的面貌。修建红旗渠的艰难历程，不仅积累了宝贵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更是培育出了光耀后世的红旗渠精神。

一、800年修渠历史底蕴培育科学精神和顽强斗志

（一）千百年旱魔肆掠的苦难历史

林县山多地少，交通不便，资源匮乏，更为严重的是水资源奇缺。由于十年九旱，水贵如油，水扼住了林县人的咽喉。千百年来，林县人民想水、盼水，祈水，水成为林县人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挥之不去的强烈渴求。

翻开林县史书，记载最多的一个词汇就是“缺水”。据史书记载，从1436年到新中国成立，500多年的历史中，林县自然灾害频发，共计100余次，其中大旱绝收达30次，严重至人相食5次。[1]p4林县各乡保留下来的石碑真实而清晰地记载着当地居民由于缺水而造成的血泪心酸的苦难史。流山沟村灾荒碑上刻下了这样的文字：咸丰六年“大旱之后，继以大瘟，人无病家无死者，十不得一。本村户名五十一二户，死绝了二十七家，人口三百有余，不死者只有百数。”[2] p7姚村乡寨底村的一座古庙中的石碑上铭刻着光绪元年夏到四年秋（1875年至1878年）遭遇大旱灾害的悲惨情景：“众所食者，树叶野菜，更有非人所食之物，也皆和榆皮为末食之……。有饥而死者，有病而死者，起初用薄木小棺，后用芦席，嗣后即芦席也不能用矣。死于道路者，人且割其肉而食之，甚至已经掩埋犹有刨其尸剥其肉而食者。十人之中死有六七。”[3]p133小店乡姚科村盘峪自然村在光绪二年（1876年）尚有人口117口，至光绪三、四年间，流离死亡，仅存11人。其中世居其庄的王姓大户更是在此期间由四五十人减至3人。[4]p208

国民党统治时期，恶劣的自然条件加之连年战事不断，更加剧了林县人民生活的苦难。据林县档案馆五一0卷记载：仅1935、1937年两年的统计，林县逃荒要饭者达70810户，饿死3650人。1939至1942年，林县连续四年大旱，国民党地方官员却趁危搜刮民脂民膏，日寇伺机烧杀抢掠，人民生活举步维艰，只能以树皮、白干土、草根、蝗虫等充饥，“许多人扶老携幼到山西逃荒，饿死河交沟途中多见。”1942至1943年，林县再次遭遇持续大旱，蝗灾严重，林县人民被迫离乡逃荒、买儿卖女，饿殍遍野，十室九空，其景象惨不忍睹。据统计，当时全县外出逃荒的人达10800户，占总户数的14%，饿死1650人，占总人口的4.3%。马鞍村500人中就饿死280人。[2]p8

直至1949年，林县水利基础设施依旧极为薄弱，灌溉面积仅为15000余亩。由于水源奇缺，庄稼收成低微，群众生活十分窘困，四季过着“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的悲凉生活。[4]p208据建国初统计，全县550个行政村，就有307个村人畜吃水困难，其中5里外取水的村2个，10里外的有94个村，20里外的有30个村，40里外的有2个村。每逢旱年，群众排队取水，朝至暮归，仅为挑回一桶水。解放前林县流传的民谣真实地反映了当地居民艰难的生活处境：“光岭秃山头，水缺贵如油。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5]p4

水资源的匮乏，给林县人民带来了苦不堪言的深重灾难。由于缺水，林县人自幼养成惜水如命的生活习惯。许多山民甚至很少洗脸洗手，一碗水能连用数次。有的农户连晚上积尿都舍不得泼掉，还要用它洗一遍衣服。农民常因用水而争吵，导致家庭不和，四邻不安；由于缺水，林县整体卫生状况十分糟糕，各种疾病频发，尤其成为食道癌高发地区，人民生命健康遭受极大威胁；由于缺水，林县经济文化发展严重滞后。解放初期，林县的工业建设几乎一片空白，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也长期得不到发展。居民生活贫困，全县绝大多数人为文盲；由于缺水，林县闺女远嫁他乡，县外闺女不愿进山，婚姻问题成为当地山民的心头之痛。牛岭山村仅200多户居民，40岁以下的光棍汉就有30余人。[2]p11；由于缺水，居民的经济财产蒙受重大损失。马家山村1949―1952年发生火灾5起，由于没有水，失了火都是用土压盖。村民王万和家失火，眼睁睁地看着5间草房烧成灰烬。[1]p5长期以来，干旱缺水犹如一把利刃时时架在林县人的脖子上，旷日持久地困扰着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并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水之殇，民之痛，林县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严重缺水的环境中，祖祖辈辈均怀着盼水、找水的强烈愿望。这一点从当地的地名和人名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许多村名以有“水”字为佳，如张家井、李家池、洪河、柳泉、曹水旺、龙送水、砚花水等等。连给孩子起名也都带上水字，如男孩子叫“水生”、“水旺”、“兴水”、“来水”、“发水”，女孩子叫“水英”、“水蓬”、“水娥”等。强烈的求水欲望，在脑海中经过长期的积聚与陶冶，便转化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就是敢让河水让路，让高山低头的精神。

（二）800年修渠与红旗渠精神的历史底蕴

长久缺水的苦难历史，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林县人的心。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林县人并未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与大自然展开了一场“寻水”、“夺水”的斗争。据可资考证的史料记载，自元代始，林县人就着手修渠打井，开始了向大自然不屈的抗争历程。

1268年，潞安知府李汉卿带领林县人民历经3年修建成天平渠，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林县县城居民吃水用水问题。此后，林县人顽强地向自然界发起挑战，修建了一座座水利工程。自天平渠修建至解放前，林县有史料记载的引水渠达50余处。但受当时环境、技术、资金、组织保障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渠多以饮用水的获取为主要目的，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据建国初统计，这些水渠能够用于灌溉耕地的仅有800公顷，真正意义上改变林县农业生产的水利设施建设开始于建国之后。上世纪50年代，在林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组织下，不仅对已建成的引水渠进行了改扩建，而且新建了天桥段渠、英雄渠等，其中英雄渠总长达190公里，是红旗渠建成前全县最长的引水渠。此外，在1950 ―1959年间，林县人建造了4座水库，设计库容总量1.376亿立方米，农田灌溉面积增加了21733.3公顷。[2]p14

800年修渠不止的历史，历练了林县人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积累了丰富有效的修渠经验，培养了日后修建红旗渠的骨干力量。艰难的修渠历程，使林县人深深懂得，在向大自然夺取水资源的抗争中，不仅需要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还需要具备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及其基本的科学知识素养。800年修渠的历史底蕴，为红旗渠的成功修建奠定了厚重的历史基础。

第一，培育了林县人的科学精神。林县山区，群峰耸立，沟谷纵横，石多土少，交通不便，水源多在深山中。在这里开渠引水，比平原要困难得多，为了节省人力物力，达到预期效果，对渠道的线路，水的落差要进行精心的测量和设计，对人员要进行科学的组织和分工，对开山器械要不断地革新和改造，对渠水使用要有合理的分配。所以修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启迪科学意识，培育科学精神的过程。800年来，随着修渠技术的不断提高，经验的不断丰富，林县人的科学意识也不断强化。

其次，培育了林县人民的协作意识。林县居住分散，又有高山深谷相阻，自古参与大规模的协同作业很少，协作意识相对淡薄。经过800年修渠的历练，这种意识得到强化。修建引水渠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在统一的领导下，大家各司其职，又要通力合作，每个人都要服从安排，工程施工要统一步调。正是在劳动协作的过程中，林县人的集体主义意识被唤醒，并在一次次修渠的大规模作业中逐步形成并得到强化。

再次，磨炼了林县人的顽强斗志。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和水利技术都超级落后，修渠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技术人员，靠土专家和群众的智慧，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没有炸药和先进的开山设备，靠一钎一锤采下石块，用两手和双肩搬运到工地。没有石灰，自己土法烧制。没有足够的粮食，伴以野菜树皮充饥，硬是在山高水深的太行山间，逢山钻洞，遇沟架桥，斩山劈岭，凿石导河。经过这些工程的历练，林县人民的意志愈来愈坚强，性格愈来愈坚韧，蔑视困难，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愈来愈让世人折服。

二、10年奋战一锤一钎铸造“人工天河”世界奇迹

（一）修建红旗渠的科学决策

经过800年引水修渠的不懈努力，尤其是建国后10年一系列水渠、水库的修建，林县人民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用水的紧张状况得到必定程度的缓解。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构造，包括旱灾在内的自然灾害依旧不时地威胁着当地群众。1959年，全县小麦喜获丰收，不过，麦收后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旱。据统计，全县原有6500多个水泉，到该年8月份已有5300多个销声匿迹了；用来积蓄雨水的28000多眼旱井，只剩下存水不多的2000多眼；虽有水库，但蓄不上水。连水位一向稳定的英雄渠，也由原来的3.5秒立方米的流量，锐减到0.8秒立方米的流量。严重的干旱缺水又一次威胁着林县人民。

面对这种情况，林县县委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摆脱干旱的威胁，就必须进一步解决水源问题。1959 年10月10日夜，林县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县委书记杨贵提出要彻底改变林县干旱缺水的面貌，主要办法有三条：一是把天上的水蓄起来；二是将地下的水挖出来；三是把外地的水引进来。前两条都已经尝试多年，但效果并不理想，我们必须要在第三条上下大功夫。目前需要我们打出去，把山西境内的漳河水引进来。[6]p25县委扩大会议整整开了一夜，最后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杨贵提出的“引漳入林”的动议。会后，县委立即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引漳入林引水地点及渠线进行了测量，连测数次，草拟了工程方案。

实则，对于从县域外引水的思考，林县县委已进行过充分的调查研究，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从当年6月起，县委即组织了水源勘察队赴山西考察，先到近邻的壶关县一带勘察，但并未找到合适的水源。后来又到浊漳河勘察，详细了解了浊漳河的各项水文资料数据，包括枯水季节流量、汛期时最大流量、常年平均流量等，发现水源较为充足。从山西省平顺县侯壁断计算，控制流域的面积相当于林县总面积的5倍多，常年流量为25秒立方米，到雨季水量更大，年径流量为72800万立方米，是唯一理想的引水水源。在山西省委和平顺县委以及当地群众的支持下，经过三个多月的辛勤劳动，查清了开渠引水的线路，描绘了一张“引漳入林”蓝图：在山西省平顺县侯壁断下，把浊漳河水拦腰截断，劈开太行山，修建70公里长的总干渠，让漳河水穿山越岭流到林县分水岭，然后分向南、东、东北三个方向修建一、二、三干渠。这样就使全县约70%的土地得到灌溉，从而基本上结束林县干旱缺水的历史，改变林县河山的面貌。

“引漳入林”决策的科学性不仅体目前决策前实事求是地多方调查考证上，其时机选择也正合时宜。第一，建国头10年，林县修渠引水的总量超过解放前数十倍，英雄渠等大批水利工程的修建，使林县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全县共计修筑大小渠道319条，水井l0376眼，挖了653个山泉，修小水库44个，打旱井23145眼，挖水池2458个，安装了地下瓷管，把水从山顶引到平地，水浇地比过去扩大了13倍。[2]p24-25特别是1958的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战线开始的，“在农业方面，最突出的跃进是兴修水利运动”。[7]p59林县培养了大批的水利建设人才，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在水利建设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红旗渠的成功修建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其次，林县在50年代水利建设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得到了国家高层领导的首肯，并成为全国的典型。1957年，刘少奇的秘书姚力文在《人民日报》撰文，赞扬林县人民在水利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1958年9月，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推广了林县治山治水，控制水土流失的工作经验，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授予林县县委、林县人民委员会一面锦旗。当年12月，林县人民委员会荣获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奖状。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也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亲自对其指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搞水利。”[6]p22有了中央政府的明确支持，红旗渠的修建时机已然成熟。

再次，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化运动，随着集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协作范围的不断扩大，农民的小农意识逐渐被集体主义思想所替代，自由散漫习惯逐渐被组织纪律性所替代。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下形成的小农经济意识，使得林县人民与大自然的抗争，多是在分散状态下进行的，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个人色彩。在修渠引水等方面虽有简单协作，但多是功利性很强的短期行为，难以收到满意效果。集体化运动的推行，促进了人们由小农经济意识向集体主义思想转化。正是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的确立，在全县上下形成了一种同心同德、团结奋战，誓将林县河山重新安排的良好氛围。新思想新观念的确立和形成，为红旗渠精神的孕育和诞生提供了时代的契机。

（二）红旗渠的修建

兴建引漳入林工程的决策确定后，1960年2月7日，修渠筹备会议在盘阳村北的土丘山上召开，会议研究通过了引漳入林的组织机构和施工方案。1960年2月10日晚，林县县委向全县人民宣读了《引漳入林动员令》，次日工程正式开工。总干渠全线开工后，一场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战太行的战斗打响了。3万多民工在长达70余公里的总干渠渠线上摆开劈山引水“长蛇阵”，用勤劳的双手与大自然展开了一场大决战。

1960年3月6日至7日，林县引漳入林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在盘阳村召开。会议正式决定，采取“领导、劳力、物质、技术”四聚焦的办法，缩短开工战线，扭转被动局面。红旗渠总干渠由全线铺开施工改为分四期施工。根据杨贵的提议，引漳入林工程被命名为“红旗渠”，意为“高举红旗前进”。

红旗渠第一期工程便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渠首引水枢纽工程是红旗渠工程的最前沿，拦河大坝是整个枢纽工程的关键。修渠人不畏艰难，手提肩挑，为了在汛期到来之前竣工，林县人民分秒必争昼夜奋战修筑大坝。为能顺利截流,工程指挥部组织500名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主体的突击队员奋不顾身地跳入激流，在河道中央肩并肩、手挽手，奋力筑起了5道人墙，阻挡住桀骜不驯的激流，终于使大坝如期合龙，为红旗渠的修建赢得了一个完美的开局。

1960年10月，红旗渠总干渠第二期工程开工，工程移至林县境内。此时恰逢国家经济最为困难时期，为渡过难关，中共中央下令全国一切基本建设暂时停工，实行“百日休整”，上级多次指示红旗渠工程停工下马。眼看着浊漳河水流到了家门口却进不了家，林县人民既焦虑又无奈。县委书记杨贵在县委会议上果断决策：“全国粮食紧张和经济困难是客观实际，但我们还有几千万斤储备粮，群众修渠积极性很高，县委应该实事求是地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根据咱们林县的实际统筹兼顾，灵活决策。中央指示要执行，红旗渠工程也不能停，否则将来无法向人民交待。”[8]p164二期工程的咽喉是开凿600多米长的隧道，这一任务被总指挥部交由300多名男女青年完成，此洞遂被命名为“青年洞”。青年洞开凿时，缺粮少菜，大家忍着饥饿苦干，队员们挥毫泼墨将豪言壮语写在了太行石壁上：“红军不怕远征难，我们修渠意志坚。为了实现水利化，再苦再累心也甘！”[8]p166经过9个多月的艰苦努力，1961年7月底青年洞被凿通。9月30日，二期工程全面竣工。

1961年10月1日，总干渠第三期工程开始，这期工程最艰巨的任务是打通分水岭（又名坟头岭）隧道。分水岭海拔470米，就是由于它的存在，漳河水无法越过。县委仍指派因开凿青年洞而名声大振的300余名青年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任务。队员们再一次将大幅标语写在洞口：“拼命赶时间，斩断坟头岭，早日让南谷洞水库流遍林县山川。”1962年5月1日，隧洞胜利凿通。1962年10月15日，第三期工程告竣。

1962年10月20日，总干渠最后一期工程——第四期工程建设拉开帷幕。这期工程虽然渠线长23186米，工程任务较重。但经过两年来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各社队都有了必定的经济实力，群众修渠劲头十足，任务完成得既好又快。至1964年12月1日，总干渠第四期工程全部竣工。至此，全长70.6公里的红旗渠总干渠从渠首至分水岭全线贯通。

红旗渠总干渠从1960年2月11日动工，到1964 年12月1日竣工，历时4年零10个半月，共做工日1200万个。整个工程跨过200米以上的悬崖峭壁50余处，斩断了131个山头，越过了114道沟河，完成土石方870万立方米，修建大小建筑物253个，其中山洞42个，总长3502米，涵洞86个，渡槽14座，泄洪闸17个，路桥、洪水桥82座，节制闸9个，分水闸2个，拦河大坝1座。[8]p191

总干渠建成通水的胜利喜悦及抗灾效益，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林县人满怀豪情，乘胜前进，投入到三条干渠的建设中。1966年4月，三条干渠全部竣工，总长101.5公里。共完成挖砌土石和浇筑混凝土方量291.43万立方米，修建大小建筑物469个，最多时劳动力达7万余人。[6]p82三条干渠通水后，灌区群众兵不卸甲，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继续投入到总干渠加高加固以及支渠的配套工程建设中。虽然在此期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修渠主要领导如县委书记杨贵等人被错误批判而遭撤职，工程建设因此被迫中断两年，红旗渠工程依旧于1969年7月全面竣工。

三、红旗渠精神的诞生

红旗渠精神是林县人民千百年来与天斗、与地斗、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百折不挠，勇于和善于冲决一切艰难险阻追求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的必然产物；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修渠过程中的聚焦释放所产生的巨大能量的聚焦体现。

在800年与旱魔抗争的修渠历史中，林县人民学会了勤劳和节俭，养成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性格，磨炼了坚不可摧的意志品质，这些优秀的品格为红旗渠精神的培育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共和国成立后，林县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在土地改革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林县人民响应国家号召加快了水利建设的步伐，为红旗渠的建造积累了一批本土锻造的水利技术人员和必定的物质经济基础。“大跃进”运动期间，国家大搞水利建设，凭着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满腔热忱和改变家乡面貌的坚强决心，林县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5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迈誓言，在全县开展了“一千个庵子沟运动”治山治水，组织修建了英雄渠和三大水库。修建英雄渠时，正值隆冬腊月，民工们却睡在山洞，住着席棚，建渠热烈驱走了冬季的严寒，他们豪迈地说：“冰冻三尺，雪下一丈，寒风刺骨，不当败将。”新的社会制度为红旗渠精神的孕育提供了良好的时代契机。

红旗渠修建于共和国历史上一个超级特殊的时期，历经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林县人民为了摆脱长期缺水造成的深重灾难，在经济条件落后、技术力量不足、政治风云动荡的年代，怀着“誓将林县河山重新安排”的坚定信念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艰苦奋斗精神，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战天险，斗旱魔，以无比顽强的意志和决心，在地势险峻、地形复杂的太行山脉铸造了一道亮丽的景色线。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30万干部群众风餐露宿却斗志昂扬，工具简陋却迎难而上，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硬是以蚂蚁啃骨头、蚍蜉撼大树和愚公移山的英雄气概，克服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引来了祖祖辈辈用生命守望的幸福之水。红旗渠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十年的艰难筑渠历程，不仅为林县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是在此过程中孕育并形成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红旗渠精神。

在经济发展落后、技术水平不高，而又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的不利条件下，是什么动力在激励并鼓舞着林县县委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作出修建红旗渠决策的？答案是胸怀人民，为了人民。正是以杨贵为代表的林县县委牢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动并依靠当地群众与大自然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抗争。在10年修渠的历程中，仅有50万人口的林县累计有30万人投入工程建设中，林县县委何以能有如此强劲的号召力？究其缘由，主要在于红旗渠并非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而是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工程，赢得了50万林县人民发自肺腑的拥护。这种“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坚定信念是指引林县县委领导班子奋发向前的强劲精神动力。

红旗渠在“大跃进”运动中酝酿，在三年困难时期上马，在文革动荡岁月完工，期间由于“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林县政局也是风云变幻，杨贵等人甚至被批判打倒，但林县县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抱着修渠信念不动摇，咬定青山不放松。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坚决抵制浮夸风，不攀比，不跟风，埋头苦干抢丰收，为红旗渠的修建积攒了3000多万斤储备粮和300余万资金；在经济困难时期，科学规划，量力而行，花小钱办大事。灵活处理中央政策和地方实际的关系，排除干扰，聚焦力量攻坚克难，为红旗渠的成功修建铺出了一条希望之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中，一场不期而遇的浩劫从天而降。当造反派在县委机关大门外挥拳怒吼：“林县是假红旗，杨贵是走资派”；红旗渠被污蔑为“黑渠”、“死人渠”时，林县县委被改组，杨贵等人被罢官，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也被迫停工。上万米渠墙被毁，造成1967年春夏之交红旗渠断流，人畜吃水困难，当年全县小麦减产3000多万斤。两年后历经劫难的杨贵重新复出，他并未被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所干扰，而是求真务实，组织全县群众“重操旧业”，终于征服了桀骜不驯的太行山，建成了“人工天河”——红旗渠。

红旗渠的修建历经10年，除“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耽误两年外，全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同心同德，目标一致，为改变山区面貌而努力。在整个红旗渠建设中，围绕共同目标，相互支持，步调一致，通力合作，局部服从全局，全县上下一盘棋。前方有求后方必应，没有推矮扯皮。从拟定红旗渠建设方案到整个修渠过程，遇事同商量，同研究，充分发挥民主，加强调查研究，及时解决问题，形成了一个坚强、民主、团结的战斗堡垒。同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时刻激励鼓舞着林县人民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党员干部率先垂范、舍己为人，永远出目前危险第一线，将生的希望留给他人，这种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具有强劲的感召力。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员到团员，无论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和牺牲，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无怨无悔。就连死难者家属，也从不向组织提要求、讲条件，而是默默地走进施工队伍，继续战斗。正是林县修渠人这种团结一心、精诚合作、无私无畏、勇于奉献的精神铸就了伟大的红旗渠工程，而经过红旗渠工程的历练，这种精神又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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