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克扣我工资,我没闹,黑进他电脑发现他偷税漏税的证据

那枚小小的U盘就静静地躺在我的掌心,金属外壳在台灯下泛着冰冷的光。它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可我却觉得它有千斤重,压得我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这里面,装着一个足以毁掉我老板王海川一切的秘密,也装着我这几个月来所有压抑、愤怒和不甘。谁能想到,一场看似寻常的工资克扣,最终会演变成一场无声的战争,而我,这个向来习惯沉默和忍耐的程序员,会成为那个手握核武器按钮的人。

故事,要从三个月前的那张工资条说起。

第1章 暗流

三月的城市,空气里还带着一丝倒春寒的凛冽,但我们“创科网络”的办公室里,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由我主导开发的“星云”项目,经过连续两个多月的通宵达旦,终于成功上线,并且第一周就拿下了远超预期的用户数据。

庆功会上,老板王海川意气风发,端着酒杯,拍着我的肩膀,当着全公司的面说:“林然,你是我们公司最大的功臣!这个项目,你居功至伟!放心,公司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一个有贡献的员工!”

他声音洪亮,笑容真诚,眼角甚至挤出了几丝感动的褶皱。周围的同事纷纷投来羡慕和赞许的目光,那一刻,我胸口涌起一股热流。所有的疲惫、熬夜熬出的黑眼圈、还有为了一个BUG跟自己较劲的无数个瞬间,似乎都在他这句话里得到了圆满的补偿。我叫林然,一个典型的技术男,不善言辞,信奉的代码世界的纯粹逻辑:付出,就该有回报。

王海川的话,我信了。

他是那种很有人格魅力的老板。三十多岁,名校毕业,口才极佳,总能把公司的前景描绘得像一幅触手可及的壮丽画卷。他从不摆老板的架子,会记得每个员工的名字,甚至知道谁家的孩子刚上幼儿园。他给我们营造了一种“公司就是家”的温馨氛围,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为这个“家”燃烧自己。

不过,家的温情,在发薪日那天,被一张薄薄的工资条戳得千疮百孔。

那天是15号,发薪软件的通知弹窗准时出现。我点开,目光习惯性地落在实发金额那一栏。数字跳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比我预期的,足足少了五千块。

我愣住了,反复核对了好几遍。基础工资没错,绩效也没错,扣款项目里,除了常规的五险一金和个税,多了一项刺眼的条目——“项目风险金”,金额,正好是五千。

“项目风险金”?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目。整个项目从头到尾,我是核心负责人,每一笔预算,每一个流程,我都一清二楚,合同里更是没有半个字提到过所谓的“风险金”。

一股凉意从脚底板升起,迅速蔓延到四肢百骸。办公室里依旧是熟悉的键盘敲击声和同事们偶尔的低声交谈,窗外的阳光明媚得有些刺眼,可我却感觉自己被一团冰冷的浓雾包裹着。

我转头看向不远处的同事周晴,她是公司的行政主管,也是我为数不多能说上几句话的朋友。她似乎也刚看完工资条,脸色不太好看,察觉到我的目光,她对我做了一个无奈的耸肩表情,嘴型无声地说了两个字:“通病”。

我清楚了。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遭遇。

我强压下心头翻涌的情绪,点开公司的内部通讯软件,找到几个项目组的核心成员,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下。果不其然,每个人的工资都被扣了,只是金额不同,从两千到五千不等,名目五花八门,有的是“团队建设费”,有的是“绩效浮动调整”。

愤怒像一株破土而出的藤蔓,瞬间缠绕了我的心脏。我们为了这个项目,牺牲了多少个周末,放弃了多少陪伴家人的时间?我记得很清楚,项目攻坚最紧张的那两周,我几乎是以办公室为家,累了就在折叠床上眯一两个小时,醒来就对着电脑继续敲代码。我的桌上,至今还堆着一摞高高的外卖餐盒。

而王海川,那个在庆功会上信誓旦旦说“绝不亏待功臣”的人,转过身就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方式,从我们的血汗钱里割下了一块。

我不是一个喜爱惹事的人。从小到大,我的处事原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遇到矛盾,我习惯性地先从自己身上找缘由,或者选择退让。这种性格,让我少了许多麻烦,但也让我吃了不少暗亏。

我坐在工位上,盯着屏幕上那个刺眼的数字,内心天人交战。

去理论吗?怎么说?拿着工资条去质问王海川?他会怎么回答?“这是公司根据整体运营情况做出的调整”?“年轻人眼光要放长远,不要只盯着眼前这点钱”?我几乎能想象出他那副永远从容、永远有理的表情。到时候,我一个不善言辞的技术男,很可能被他几句太极推手就打发回来,最后还落得个“斤斤计较”、“不懂格局”的名声。

可就这么算了?那五千块,是我用多少个不眠之夜换来的。它不仅仅是钱,更是一种对我专业能力和辛勤付出的肯定和尊重。无声无息地被剥夺,就像脸上被人甩了一记耳光,火辣辣地疼。

一下午,我什么都没做,代码在屏幕上静止,我的思绪却像一团乱麻。我看到有几个年轻的同事,脸上也带着愤愤不平,但最终都和我一样,选择了沉默。大家似乎都有一种默契,这种事,闹了也没用,反而可能丢了工作。在这个不算大的城市里,找到一份薪水和前景都还算不错的工作,并不容易。

王海川似乎也算准了我们的这种心态。他下午还特意在公司大群里发了个红包,附言是“兄弟们辛苦了,继续加油,年底带大家去普吉岛团建!”

群里立刻一片“谢谢老板”、“老板大气”的欢呼,仿佛上午工资条带来的那点不快,已经被一个虚无缥缈的海岛承诺冲刷得一干二净。

我没有领那个红包。

看着那些谄媚的表情包和感谢语,我只觉得一阵反胃。我知道,许多人和我一样,心里骂着娘,手上却不得不点下那个笑脸。这就是职场的生存法则,我们都是被规则驯养的兽,即使獠牙尚在,也不敢轻易亮出来。

下班的时候,我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站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华灯初上的城市,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力感将我淹没。我桌上的那盆绿萝,由于最近疏于照顾,叶子已经有些发黄,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像极了此刻的我。

我关掉电脑,拿起背包,决定暂时把这件事压在心底。也许,等过段时间,找个合适的时机,再旁敲侧击地提一下吧。我这样安慰自己。

我以为,这件事会像之前许多次小小的委屈一样,慢慢被时间冲淡,被新的工作任务掩盖,最终成为心里一个无伤大雅的疤痕。

但我没想到,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将这份被我强行压抑的愤怒,彻底点燃,并把它变成了一股足以摧毁一切的火焰。

第2章 冰墙

那个电话是在一周后的一个深夜打来的,是我爸林建军。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慌乱和颤抖:“然然,……突然晕倒了,目前在市医院,医生说是突发性心肌梗死,需要马上做心脏搭桥手术。”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前几天视频通话时,我妈还精神矍铄地叮嘱我要按时吃饭,怎么会……

我连夜买了最早一班的高铁票赶回家。在医院重症监护室的门外,我看到了憔悴不堪的父亲。他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眼窝深陷,布满血丝。他告知我,母亲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手术必须尽快安排,而且费用不菲,前期就需要至少十五万。

我们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父母辛苦一辈子,攒下的积蓄大部分都给我付了房子的首付。目前突然要拿出这么一大笔钱,几乎是掏空了家底。

父亲把家里的存折都拿了出来,又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最后还差五万块的缺口。他看着我,嘴唇嗫嚅了半天,才艰难地开口:“然然,爸知道你刚工作没几年,压力也大,但是目前……你看你那边,能不能先想想办法?”

我用力点头,拍着父亲的肩膀,让他放心:“爸,钱的事你别担心,我来解决。”

那一刻,我没有丝毫犹豫。别说五万,就是十万,砸锅卖铁我也要凑出来。

回到我自己的小城市后,我立刻开始盘算手头的钱。我的积蓄,加上刚发的工资,离五万的缺口还差将近一万。而那一万块里,就包括了被王海川扣掉的那五千。

之前,那五千块对我来说,是关乎尊严和尊重的问题。而目前,它变成了能救我母亲命的真金白银。性质完全变了。

我不能再等了。

第二天一早,我鼓起了我有生以来最大的勇气,敲响了王海川办公室的门。

他正在泡茶,一套精致的紫砂茶具摆在红木茶盘上,空气中弥漫着高级大红袍的醇厚香气。看到我进来,他热烈地招呼我:“林然啊,来,坐,尝尝我新得的好茶。”

他的态度一如既往地亲切,仿佛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任何不快。

我没有坐,只是站在他的办公桌前,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而克制:“王总,我来是想问一下关于上个月工资的事。工资条上多了一笔五千块的‘项目风险金’扣款,我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王海川端起茶杯的动作顿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自然。他呷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哦,你说这个啊。林然,坐下说嘛,站着多生分。”

我依旧站着,坚持道:“王总,我家里出了点急事,急需用钱,所以想把事情弄清楚。”

他放下茶杯,身体向后靠在宽大的老板椅里,双手交叉放在腹部,脸上依旧挂着那种招牌式的、让人看不透的微笑。

“林然啊,我知道,‘星云’项目你辛苦了,你的功劳大家都有目共睹。”他先是肯定了我一番,然后话锋一转,“但是,你也要理解公司的难处。项目虽然上线了,但前期的投入超级大,我们目前还处于烧钱的阶段,未来的市场风险也很大。这笔风险金,是公司综合评估后,从项目奖金里预提的,算是为项目未来的不确定性做一个风险对冲。当然,如果项目后续发展得好,这笔钱最终还是会以年终奖的形式返还给大家的。”

他的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肯定了我的功劳,又把责任推给了虚无缥缈的“市场风险”和“公司难处”,最后还画了一个“年终奖”的大饼。

如果是在一周前,我可能会被他这套话术说服,或者至少会选择暂时妥协。但目前,我脑子里只有母亲苍白的脸和医院的催款单。

“王总,”我打断了他,“我们签的劳动合同和项目奖金协议里,都没有任何关于‘项目风险金’的条款。这笔钱是我的合法收入,公司无权单方面扣除。而且,我目前真的超级需要这笔钱,是救命的钱。”

我把“救命”两个字咬得很重。

王海川脸上的笑容终于淡了一些。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和不悦。

“林然,”他的语气也冷了下来,“我知道你是个技术大牛,但在公司的运营和管理上,你可能还是太理想化了。公司是一个整体,每个人的利益都要服从于公司的整体战略。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只盯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公司还怎么发展?我们怎么去纳斯达克敲钟?”

他又开始画饼,用宏大的叙事来掩盖赤裸裸的剥削。

“我不是不讲格局,”我的声音也忍不住提高了一些,“我只是想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王总,这五千块对您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我目前来说,真的很重大。”

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那套精致的茶具,还在袅袅地冒着热气,却丝毫无法温暖这冰冷的气氛。

王海川沉默了。他不再看我,而是拿起桌上的一个摆件,慢慢地摩挲着。那是一个纯铜打造的华尔街牛,被他擦拭得锃亮。

过了足足半分钟,他才重新开口,语气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和不耐烦:“这样吧,林然。看在你的确 有困难的份上,我个人,以我个人的名义,借给你五千块。你打个借条,回头从你工资里分期扣。至于那个风险金,是公司的决定,我一个人也改变不了。”

“借?”我几乎不敢信任自己的耳朵。他克扣了我的钱,目前却要用“借”的方式还给我,还要我打借条,后来再从我工资里扣?

这已经不是剥削了,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那一瞬间,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我死死地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地嵌进掌心,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没有当场爆发出来。

我看到了他眼神深处的那一丝轻蔑。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拿捏的员工,一个可以用几句大道理和一点小恩小惠就打发的工具人。他根本不关心我的困难,不关心我母亲的死活,他只关心他的成本,他的利润,和他那套冠冕堂皇的剥削逻辑。

我们之间,隔着一道冰冷的、坚不可摧的墙。

“不用了,王总。”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声音由于极度的愤怒而微微颤抖,“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想办法。”

说完,我没有再看他一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回到工位上,我感觉浑身冰冷。窗外阳光正好,我却如坠冰窟。王海川那副伪善的面孔,和他最后那句轻飘飘的“借给你”,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在我心里反复搅动。

尊严、希望、对这家公司最后一丝的留恋,在这一刻,被击得粉碎。

我打开电脑,屏幕亮起,映出我面无表情的脸。我看着公司内部系统的登录界面,一个疯狂的念头,如同一颗黑色的种子,在我心中破土而出,并且以惊人的速度,疯狂地生长起来。

你不是喜爱谈规则吗?那我就用我的方式,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规则。

第3章 深夜的键盘声

那个念头一旦生根,就再也无法遏制。

接下来的两天,我表面上和往常一样,按时上下班,写代码,参与会议。没有人能看出我平静外表下汹涌的波涛。我的大脑却像一台高速运转的超级计算机,疯狂地分析着公司的网络架构、服务器配置和安全漏洞。

王海川是个极度自负且控制欲很强的人,公司的核心数据,包括财务、人事、客户资料,全都存放在他亲自掌控的本地服务器上,而不是更安全的云端。他总觉得把命脉握在自己手里才最踏实。这在过去看来是他的谨慎,但在我此刻的眼中,却成了他最大的破绽。

公司的网络安全是我一手搭建的,哪里有后门,哪里有捷径,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但我需要的,是进入他个人的电脑。那才是核心中的核心。

机会在周五的晚上来了。

公司组织团建聚餐,王海川自然是主角。他喜爱这种众星捧月的场合,酒过三巡,就开始吹嘘他的创业史和未来的宏图伟业。我知道,这种场合,他至少会喝到十点后来。

我借口不舒服,提前离席。回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空气中还残留着白天的喧嚣。我站在王海川那间豪华的办公室门口,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我知道,推开这扇门,我就踏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我深吸一口气,用早就配好的备用钥匙打开了门。

办公室里弥漫着他惯用的古龙水和那股高级茶叶的混合味道。我没有开灯,只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城市霓虹,径直走到他的办公桌前。他的那台顶配iMac,正静静地处于休眠状态。

我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巧的U盘,插入电脑。这不仅仅是一个U盘,它是一个我精心制作的启动盘,里面装着一套独立的、用于渗透测试的操作系统。

电脑重启,进入了我熟悉的Linux界面。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我急促的心跳和机箱风扇轻微的嗡鸣。

敲下第一行代码的时候,我的手指甚至有些微微的颤抖。但很快,我就进入了一种绝对专注的状态。屏幕上滚动的代码,就像我最熟悉的语言,每一个字符,每一个命令,都精准无误。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一段尘封的记忆毫无征兆地涌入我的脑海。

那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痴迷于网络安全技术,整天泡在图书馆和论坛里。当时,我的室友,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孩子,辛辛苦苦做家教攒下的两千块钱生活费,被网络诈骗骗走了。他报了警,但警察说这种小额案件,跨省追查希望渺明。

我看着他躲在被子里偷偷哭,心里特别不是滋味。那一晚,我凭着骗子留下的一个钓鱼网站链接,顺藤摸瓜,熬了整整一个通宵,追踪到了对方的IP地址,甚至黑进了他的社交账号,找到了他的真实信息和一堆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

第二天,我把一沓厚厚的证据打印出来,交给了室友。虽然钱最终没能追回来,但骗子由于涉及多起案件,被成功抓获。室友把那两千块钱的欠条硬塞给我,说这辈子都会记得我的恩情。

我没要他的钱。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我发现,我手中的技术,原来可以成为一把利剑,去协助那些被不公对待的弱者,去维护某种意义上的正义。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代码不只是冰冷的逻辑,它也可以有温度。

毕业后,我一直恪守着这份初心。我从不利用技术去窥探别人的隐私,也拒绝了许多来自灰色产业的高薪诱惑。我总觉得,技术应该向善。

可是目前呢?

我坐在这间豪华的办公室里,用着同样的技术,做着侵犯他人隐私的、违法的事情。我的初衷,从维护正义,变成了夹杂着愤怒、不甘和现实压力的报复。

那个曾经充满理想主义的少年,和此刻这个坐在黑暗中,双眼闪烁着复杂光芒的男人,身影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重叠、撕裂。

我是在维护自己的正义,还是在为自己的欲望和愤怒寻找一个高尚的借口?

一阵深深的自我怀疑攫住了我。我甚至有一瞬间想停下来,拔掉U盘,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紧接着,母亲苍白的脸,父亲无助的眼神,以及王海川那副轻蔑、施舍的嘴脸,又清晰地浮目前我眼前。

不,我没有错。

当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本身就在破坏规则时,指望通过正常的途径去寻求公平,无异于与虎谋皮。他用他的权力,践踏了我的劳动和尊严。那么我,就有权用我的方式,去掀开他伪善的面具。

这不再是单纯为了那五千块钱,更是为了一口气,为了告知他,我林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揉捏的软柿子。

想到这里,我眼神中的犹豫和挣扎被一抹决然所取代。我重新将注意力聚焦在屏幕上。

王海川的电脑密码设置得相当复杂,但我并不需要破解它。通过启动盘,我获得了对他硬盘文件的最高读取权限。他的文件管理习惯很好,或者说,是过于自信。所有的重大文件,都分门别类地放在一个名为“核心资料”的文件夹里。

我点开了那个文件夹。里面是各种子文件夹:“人事档案”、“客户信息”、“战略规划”……我的目光,最终锁定在一个名为“财务数据”的文件夹上。

我的心跳又开始加速。我知道,我要找的东西,很可能就在这里。

第4章 潘多拉的账本

点开“财务数据”文件夹,里面是按年份排列的子文件夹。我找到了今年的文件夹,里面是密密麻麻的Excel表格和PDF文档。

我最初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找到公司真实的薪资发放记录,拿到他克扣我们工资的直接证据。我很快找到了一个名为“202X年3月薪酬核算表(内部版)”的文件。

点开它,我的呼吸瞬间停滞了。

这份表格,和我从人事系统里看到的版本截然不同。在我的名字后面,应发奖金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一万五千元,而不是我实际拿到手的一万元。备注栏里,还有一行小字:“扣除五千,计入管理成本。”

不只是我,项目组所有核心成员的奖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克扣。这些被扣除的钱,总额高达六万多,全部被计入了所谓的“管理成本”里。

愤怒的火焰再次在我胸中熊熊燃烧。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王海川那套关于“市场风险”、“公司难处”的说辞,在这份真实的表格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可笑。他就是赤裸裸地、有预谋地侵占了我们的劳动成果。

我立刻将这份文件复制到了我的U盘里。

拿到证据后,我本该就此收手。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有了这份表格,无论去劳动仲裁,还是直接找王海川摊牌,我都占尽了主动。

但那一刻,我鬼使神差地没有拔出U盘。

我的目光被文件夹里另一个名为“机密勿动”的子文件夹吸引了。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致命的诱惑。

人性的好奇心和已经被点燃的复仇欲,驱使我点了进去。

文件夹里只有两个文件,一个叫“外账”,一个叫“内账”。

看到这两个文件名,我心里咯噔一下。作为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几年的人,我瞬间就清楚了这意味着什么。

我先点开了“外账”那个文件。这是一套做得超级“美丽”的账目,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都清晰明了,各种票据齐全,完美地符合税务部门的一切要求。从这套账本上看,我们公司业务繁忙,成本高昂,利润微薄,是一家还在盈亏线上苦苦挣扎的创业公司。

然后,我颤抖着手,点开了那个名为“内账”的文件。

如果说“外账”是一个精心打扮的演员,那么“内账”,就是卸了妆后,最真实、也最丑陋的素颜。

这同样是一个庞大的Excel表格,但里面的数字,却和“外账”天差地别。真实的营业收入,比外账上高出了至少百分之四十。而大量的成本,则被无中生有地夸大了。列如,一笔十万元的服务器采购费,在内账里清晰地记录着,但在外账里,却通过各种虚开的发票,被做成了一笔三十万的支出。

更让我触目惊心的是,里面有一张独立的表格,专门记录了那些“处理不了”的收入。这些收入,通过十几个不同的个人账户流转,最终汇入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公司名下。而那个公司的法人代表,赫然写着一个名字:王丽娟。

我记得很清楚,王丽娟,是王海川的亲姐姐。

两套账,阴阳账本!偷税漏税,资产转移!

我呆呆地看着屏幕上的数字,感觉后背一阵阵发凉。我原以为,王海川只是一个有些贪婪和刻薄的资本家,没想到,在这副文质彬彬的皮囊之下,竟然隐藏着如此巨大的、违法的秘密。

他克扣我们的那几万块钱,和这账本上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偷漏税款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我突然清楚了他为什么那么有底气,为什么能一边哭穷,一边开着百万的豪车,戴着几十万的名表。他的财富帝国,原来是建立在这样一堆见不得光的数字之上的。

这一刻,我内心的情绪变得无比复杂。最初的愤怒,已经被一种更深层次的震惊和恐惧所取代。

我手里的东西,不再仅仅是劳资纠纷的证据,它是一个炸弹。一旦引爆,足以把王海川和他的公司炸得粉身碎骨,甚至会让他面临牢狱之灾。

我该怎么办?

把这些东西交给税务局和公安局?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但立刻被我否决了。我获取这些证据的手段,本身就是非法的。如果我把事情捅出去,王海川固然会完蛋,但我自己,一个非法入侵他人计算机的黑客,同样也难逃法律的制裁。为了追回五千块钱,把自己也送进去,这代价太大了。

可如果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就拿着那份薪酬表去跟他对峙,要回我的钱,然后辞职走人呢?

这似乎是最理智、最安全的选择。

但我又不甘心。凭什么他做了这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还能继续心安理得地当他的成功人士,继续剥削下一个“林然”?我亲眼看到了潘多拉魔盒里的罪恶,难道说就要假装自己是个瞎子吗?

我坐在王海川冰冷的真皮老板椅上,感觉自己被一张无形的大网困住了。这张网,一头是法律和道德,一头是现实和私欲。无论我怎么挣扎,都会被勒得更紧。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深。我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将“内账”和“外账”两个文件,以及那张记录着资金流转的表格,全部复制到了我的U盘里。然后,我开始清理我的操作痕迹。我删除了所有的系统日志,抹掉了我访问过的每一个记录,确保没有人能追踪到今晚的这次“访问”。

做完这一切,我拔出U盘,将电脑恢复原样,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办公室。

走在凌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冷风吹在我的脸上,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凉意。我的内心,正被一团灼热的火焰炙烤着。

那枚小小的U盘,在我的口袋里,变得滚烫。它不再仅仅是证据,它成了一种权力,一种可以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而我,这个一直以来在权力面前卑微如尘土的人,第一次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我知道,我和王海川之间的游戏,从这一刻起,规则已经彻底改变了。

第5章 一杯咖啡的重量

接下来的周末,我过得浑浑噩噩。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U盘里的那些文件。每一个数字,都像一个狰狞的符号,冲击着我的认知。我时而愤怒,时而恐惧,时而又有一种病态的兴奋。

我手里握着王海川的命脉,这个认知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感,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压力。这就像一个普通人突然得到了一把上了膛的枪,他不知道该把枪口对准谁,甚至害怕枪会走火,伤到自己。

我需要找个人倾诉,一个能给我提议,又绝对可靠的人。

我第一个想到了周晴。

周晴是我们公司的行政主管,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单身女性,为人精明干练,说话向来一针见血。她在公司待的时间比我长,对王海川的了解也比我深。更重大的是,我知道她也对王海川的某些做法心存不满。

周一中午,我约她在我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了面。

咖啡馆里放着舒缓的爵士乐,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暖洋洋的。但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看你这黑眼圈,跟国宝似的。”周晴抿了一口拿铁,开门见山地问,“怎么了?为了的手术费发愁?”

关于我妈生病的事,我在公司请假时简单提过,周晴是知道的。

我点了点头,犹豫了一下,决定先从工资的事情说起,试探一下她的反应。“我上周五去找王总了,为了那五千块钱的事。”

“哦?”周晴挑了挑眉,来了兴趣,“结果呢?他那样的铁公鸡,能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

“他没给。”我苦笑了一下,把王海川那套“公司困难”和“个人借款”的说辞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

“我就知道!”周晴冷笑一声,放下咖啡杯,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林然,你还是太天真了。你以为王海川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吗?什么家文化,什么兄弟情,全都是扯淡。在他眼里,我们就是给他赚钱的工具,是能被准确计算的成本。别说五千,就是五十块,只要能从你身上省下来,他都绝对不会手软。”

她的话,印证了我内心的判断。

“我进公司四年了,这种事见了不止一次。”周晴继续说道,“之前有个销售冠军,业绩爆表,帮公司签了个几百万的大单。按提成,他能拿十几万。结果呢?王海川先是拖着不给,后来又找各种借口,什么客户回款慢,什么要扣除公关成本,最后硬生生把提成砍了一半。那哥们气不过,闹到了劳动仲裁,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我追问道。

“王海川找了公司最强的法务,又动用他的人脉,硬是把一场官司拖了半年多。那哥们被折腾得精疲力尽,最后耗不起了,只能接受调解,拿了点补偿金走人。从那后来,公司里再也没人敢公开跟他叫板了。”

周晴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之火上。原来,通过正常途径维权,是如此的艰难。

看着我失落的表情,周晴叹了口气,语气缓和了一些:“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打击你。我是想告知你,跟王海川这种人打交道,不能按常理出牌。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耗时间。你得找到他的软肋,捏住它,他才会怕。”

“软肋?”我心里一动,这正是我目前手里握着的东西。

我盯着周晴,内心在激烈地斗争。我该不该把U盘里的秘密告知她?她值得信任吗?如果她把这件事说出去,或者劝我息事宁人,我该怎么办?

周晴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她直视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说:“林然,我们虽然平时交流不多,但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踏实、本分,要不是被逼到绝路,你绝对不会露出目前这种眼神。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难处,或者掌握了什么东西,信得过我,就说出来。我虽然帮不上大忙,但至少可以帮你分析分析。多一个人,总比你一个人扛着强。”

她的眼神很真诚,没有丝毫的虚伪和算计。

最终,我下定了决心。我需要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帮我理清这团乱麻。

我没有直接说出U盘的事,而是换了一种更隐晦的方式:“晴姐,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手上有一样东西,一样能让王海川身败名裂,甚至……坐牢的东西,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周晴的瞳孔猛地一缩。她显然没料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她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钟,咖啡馆里的音乐声都仿佛被放大了。

“你确定?”她再次压低了声音,语气里带着一丝紧张和严肃。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她又沉默了。这一次,她思考的时间更长。她端起咖啡杯,但没有喝,只是看着杯中旋转的奶泡,眼神变得异常复杂。

“林然,你听我说。”她终于开口,每一个字都说得异常清晰,“第一,你要确保你自己的安全。无论你手里的东西是什么,你拿到它的方式,合法吗?”

我摇了摇头。

“那就对了。”她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更加担忧,“这就意味着,你不能把它交给任何官方机构。这东西在你手里,是核武器,但一旦发射,你自己也会被辐射到。所以,把它当成一个威慑,而不是一个同归于尽的炸弹。”

她的话,和我之前的想法不谋而合。

“那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很简单。”周晴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你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

“钱,给我妈做手术的钱。”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对,钱。”周晴敲了敲桌子,“那就只谈钱。不要谈什么正义,不要想着去替天行道。你不是蝙蝠侠,王海川这种人,就算倒了一个,还会有千千万万个站起来。你目前要做的,就是利用你手里的武器,去换取你最需要的东西,然后立刻抽身,离这个是非之地越远越好。”

“只谈钱?”我喃喃自语。

“对,只谈钱。”周晴斩钉截铁地说,“你去找他,不要跟他吵,也不要跟他闹。就把你手里的东西,给他看一小部分,让他知道你掌握了什么。然后,开出你的价码。除了你应得的工资奖金,再要一笔封口费,或者叫精神损失费,金额你自己把握,要一个让他肉疼,但又不至于让他狗急跳墙的数字。拿到钱,签一份离职协议,从此和他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

周晴的这番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我混乱的思绪,为我指明了一条最现实、也最可行的路。

是啊,我为什么要背负那么多道德枷锁?我不是救世主,我只是一个想拿回自己的钱,想救自己母亲的普通人。王海川的罪恶,自有他应该去的地方,但不应该由我,以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去审判。

“我清楚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压在心口的那块巨石,终于被搬开了一角。

“记住,林然。”周晴最后叮嘱道,“整个过程,必定要冷静,要表现出你的底气。你目前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还有,保留好你手里的证据,作为你最后的护身符。只要东西还在,他就不敢对你怎么样。”

那杯咖啡,我最终一口都没喝。但那一个小时的谈话,却比任何提神的饮料都更能让我清醒。

走出咖啡馆,午后的阳光不再那么刺眼。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计划。

是时候,去和王海川进行最后的摊牌了。

第6章 最后的摊牌

我选择的时机是周三下午,临近下班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大部分同事都开始整理东西,准备离开,办公室里人不多,气氛也相对轻松。王海川一般会在这个时候处理一些私人邮件,或者规划第二天的行程,比较容易找到他单独谈话的机会。

我没有预约,直接走到了他办公室门口,门是虚掩着的。我轻轻敲了敲门。

“请进。”里面传来他熟悉的声音。

我推门进去。他正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在看一份文件。看到是我,他有些意外,但还是习惯性地露出了微笑:“林然啊,有事吗?”

他的语气很平淡,仿佛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那场不愉快的对话。

“王总,我想跟您谈谈。”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有些意外。

“好啊,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没有坐,而是走到了他的办公桌前,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轻轻地放在了他面前。

文件袋没有封口。

王海川的目光落在文件袋上,眼神里闪过一丝疑惑。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问道:“这是什么?”

“您看了就知道了。”我说道。

他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伸出手,从文件袋里抽出了几张A4纸。

我只打印了三样东西。

第一张,是那份“内部版”的薪酬核算表,我用红色的记号笔,圈出了我的名字和他备注的那行小字。

第二张,是“内账”里关于虚构服务器采购成本的那一页截图,上面清晰地显示了真实成本和做账成本的巨大差异。

第三张,是那张记录着资金流向个人账户的表格,我特意将“王丽娟”那个名字,用红色加粗的字体放大了。

我没有打印更多的东西。就像周晴说的,只需要让他知道,我知道了什么。这就足够了。

王海川的目光,从第一张纸开始,慢慢地移动。

当他看到第一张薪酬表时,他的眉头只是微微皱了一下,表情还算镇定。显然,在他看来,这只是劳资纠纷的范畴,他有的是办法应对。

但当他的目光落到第二张纸,那张关于虚假成本的截图时,他握着纸的手,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

而当他看到第三张纸,看到“王丽娟”那个名字时,他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那种血色褪尽的白,就像一张被浸湿的宣纸。

他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我。他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从容和温和,取而代之的,是震惊、愤怒,以及一丝……深深的恐惧。

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我甚至能听到他有些粗重的呼吸声。

我们对视了足足有十几秒。这是一场无声的较量。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帝国的崩塌。他苦心经营的、体面的、成功的企业家形象,在这一刻,被我打印出的这几张薄薄的纸,撕得粉碎。

最终,是他先败下阵来。他移开了目光,身体无力地向后靠在椅背上,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

“你……你想怎么样?”他开口了,声音干涩而沙哑,再也没有了平日里的洪亮和底气。

“我不想怎么样。”我拉开他对面的椅子,第一次在他面前坐了下来,并且坐得比他更放松,“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然后,安安静静地离开。”

“属于你的东西?”他冷笑一声,眼神里又恢复了一丝商人的精明和算计,“那五千块?我给你,我给你一万,只要你把东西给我,然后忘了今天的事。”

他以为,我还是那个为了五千块钱来找他理论的愣头青。

我摇了摇头,伸出两根手指。

“二十万?”他试探性地问道。

我再次摇了摇头,平静地吐出三个字:“三十万。”

这个数字,是我深思熟虑过的。它包括了我应得的工资奖金,一笔合理的离职补偿,以及一笔足以让我母亲完成手术并安心休养的“封口费”。这个数字,对他来说,绝对是伤筋动骨,但还不至于让他铤而走险,选择鱼死网破。

“三十万?!”王海川几乎是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你怎么不去抢!”

“王总,跟您账本上的数字比起来,三十万,多吗?”我迎着他愤怒的目光,语气依旧平淡,“或者,您觉得,是这三十万重大,还是您下半辈子的自由更重大?”

我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心上。

他脸上的愤怒瞬间凝固了,随即又化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颓然地坐了回去,双手抱着头,痛苦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我没有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我知道,他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实际,来权衡利弊。

办公室里,那只纯铜的华尔街牛,在灯光下依旧闪闪发光。但此刻,它看上去是那么的讽刺。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一直这么沉默下去,他才抬起头,通红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好。”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三十万。我给你。但是,东西必须全部销毁,你也要签一份保密协议。”

“可以。”我点了点头,“钱到账,我当着您的面,格式化U盘。另外,我需要一份无缝衔接的离职证明,理由是家庭缘由。”

“没问题。”他答应得很干脆。

他当着我的面,用手机银行开始操作转账。等待到账的那几分钟,我们谁也没有说话。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诡异的、压抑的尴尬。我看着他,这个曾经让我敬佩、后来让我愤怒、此刻却让我觉得有些可怜的男人。我意识到,我们之间那点脆弱的、建立在利益之上的雇佣关系,在这一刻,已经彻底、干净地结束了。

手机震动了一下,银行的到账短信来了。一长串的零,确认无误。

我拿出那个一直带在身上的U盘,插在他的电脑上,当着他的面,选择了“格式化”。进度条很快走完,一个弹窗跳出来:“格式化已完成”。

我拔出U盘,放在了他的桌上。

“王总,合作愉快。”我站起身,朝他伸出手。

他愣了一下,随即也站起来,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心,冰冷,全是汗。

“林然,”他看着我,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我真没想到,最后会是你。”

“我也没想到。”我淡淡地回答。

说完,我松开手,转身,没有一丝留恋地走出了这间办公室。

我知道,属于我在这里的故事,已经画上了句号。

第7章 没有胜利的终局

我没有再回工位,而是直接离开了公司。

走出写字楼大门的那一刻,傍晚的凉风吹在脸上,我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那口气,仿佛积攒了我这几个月来所有的压抑和愤懑。

天边是绚烂的晚霞,将整座城市染成了一片温暖的橘红色。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看着车水马龙,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茫然和空虚。

我赢了吗?

我拿回了属于我的钱,甚至拿到了更多。我让那个不可一世的王海川,在我面前低下了他高傲的头。从结果上看,我无疑是胜利者。

可我心里,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

相反,我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就好像我精心准备,去打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最后发现对手的堡垒是用沙子堆的,我只用一根手指就把它推倒了。过程的轻易,让结果变得索然无味。

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告知他手术的钱已经全部凑齐了,让他明天就去办手续。我没有解释钱的来源,只说是公司发的项目奖金和找朋友借的。父亲在电话那头千恩万谢,声音都哽咽了。

挂了电话,我心里的那份空虚感,却愈发浓重。

我用一种不光彩的方式,解决了一个正当的问题。我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却也践踏了我曾经坚守的原则。那个曾经由于用技术协助了室友而充满成就感的少年,似乎离我已经很远很远了。

我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投递简历。我只想尽快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个让我感到窒息的地方。

第二天,我回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周晴帮我处理的,一切都异常顺利。王海川没有出现,我也没有再见到他。同事们对于我的突然离职,都感到很惊讶,但也没人多问。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里,人员的来来去去,本就是常态。

收拾个人物品的时候,我看到了桌上那盆已经彻底枯黄的绿萝。我把它连同花盆一起,扔进了垃圾桶。

离开公司前,周晴把我拉到楼梯间,递给我一杯咖啡。

“都办妥了?”她问。

我点了点头。

“那就好。”她拍了拍我的肩膀,“忘了这里的一切,去新的地方,好好开始。你是个有本事的人,到哪里都能发光。”

“谢谢你,晴姐。”我是真心实意地感谢她。在我最迷茫的时候,是她给了我最关键的指引。

“谢什么。”她笑了笑,“后来有缘再见。不过,我估计我也待不长了。在王海川这种老板手下干活,太消耗人了。”

我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一周后,母亲的手术超级成功。我在医院陪了她几天,看着她一天天好起来,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才算真正落了地。

很快,我收到了另一座城市一家公司的Offer。薪水没有“创科网络”高,公司规模也小得多,但面试时,我能感觉到那家公司的技术氛围很纯粹,老板也是个实在人。我几乎没有犹豫,就接受了Offer。

离开这座城市的那天,是个阴天。我坐在高铁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心里百感交集。

我拿出手机,习惯性地点开新闻APP。一条本地财经新闻的推送,跳入了我的眼帘。

标题是:《创科网络完成A轮融资,创始人王海川称将继续深耕企业服务领域》。

配图上,王海川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端着香槟,笑得意气风发,又恢复了那个成功企业家的模样。仿佛之前在我面前的失态和狼狈,从未发生过。

我静静地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我没有愤怒,也没有不甘。内心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他用三十万,买下了他的自由,他的事业,和他光鲜亮丽的人生。而我,拿到了我应得的,也保全了自己。这或许,就是成年人世界里,最无奈,也最现实的一种“公平”。

我没有毁掉他,只是在他坚固的堤坝上,凿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我知道,只要他继续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有更大的洪水,将他彻底吞噬。但那,已经不是我的故事了。

我关掉手机,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

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我的脸上,带来一丝暖意。

我失去了对这个行业最初的某些幻想,也失去了一部分曾经的自己。但我知道,我也得到了一些东西。我学会了如何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我懂得了,善良需要带点锋芒,原则也需要有底线。

这或许,就是成长吧。带着遗憾,带着伤痕,但依然要坚定地,走向下一个黎明。

高铁加速,向着未知的远方,呼啸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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