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悍将邱会作被捕前后

来源｜《钟山风雨》2010年第5期

作者｜韩 博 王海毅

邱会作是江西省兴国县高兴镇上密村人，1929 年 14 岁时就参与红军，两年后毕业于瑞金工农红军学校特科团供给队，在红军总供给部任机要统计员，曾跟随毛泽东、周恩来长征。1940年他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并亲赴山东财经工作团为中共中央“七大”筹款，此后在豫皖苏、冀察辽等边区先后与彭雪枫、邓子恢、李克农、黄永胜等共事。邱会作结识林彪后，得到其信任与重用，逐渐成为林彪集团的骨干力量。

建国后，邱会作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等殊荣。在林彪的庇荫下，邱会作节节高升，曾担任中共“九大”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随着“9·13”事件林彪集团的覆亡，邱会作成为阶下之囚，因其认罪态度较好，成为林彪集团中获刑最轻的一个。

邱会作与林彪

1948 年锦州战役第三天，邱会作以八纵政委身份在四野指挥部初次见到林彪，并与之交谈。随后四野南下，邱会作先后任四十五军政委、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日益受到林彪的重点关注和拉拢。

建国后，邱会作在林彪的荫护下仕途一帆风顺。1959 年，林彪继彭德怀之后任国防部长，以“突出政治”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幌子，加紧发展自己的势力，造成了军队“空头政治”日益泛滥。1965年，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因“大比武”和所谓“单纯军事观点”遭到批判，邱会作当时也陷入困境，在苏州养病的林彪知道这件事后，立刻发表“总后勤部将突出政治同实际工作相结合取得重大成绩”的谈话，从而保护爱将邱会作过了关。

林彪集团与“文革小组”虽属一丘之貉，但也相互倾轧。1966 年 10 月，“文革”之初，总后造反派对邱会作的批斗使用“车轮战”，邱在总后大礼堂接受批判时，因支撑不住，两眼一黑便昏厥过去。林彪得到消息后，立刻找来有关人员批示： “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从而又一次保护了邱会作。

1967 年 1 月 19 日，邱会作接到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命令，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遭到包括罚跪、 “喷气式”等刑罚在内的严重批斗，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处肌肉撕裂，造成终身残疾。眼见情势危急，邱会作趁看管人员疏忽，在一张纸片上向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求救信，结果林彪让叶群持自己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手令，再次把邱会作救上西山。

林彪的数次“救命之恩”，使邱会作感激涕零，终成为林彪的“铁杆粉丝”。直到林彪集团覆灭，邱会作被审查关押后，他也依旧毫不隐晦地承认自己与林彪的亲密关系，常说“我当然是林彪集团的成员”。

1970 年 3 月，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上，林彪集团极力提议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并推出“天才观点”，这一行径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邱会作等人还做了检讨。之后，林彪见阴谋篡权事迹败露，于 1971 年 9 月 13 日乘机叛逃国外，最终坠机，命丧外蒙温都尔汗地区，史称“9·13”事件。

据邱会作回忆：1971 年 9 月 12 日正好是星期天。他的夫人胡敏和未满月的大孙女住在西山，自己则前半天在总后召开国防工办主任、副主任、处长会议，后半天约吴法宪在西京宾馆谈日常工作。当晚他服过安眠药后就入睡了，可到 13 日凌晨 3 时，他迷迷糊糊接到电话，要他去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参与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果，周恩来告知他林彪已乘机离开40 分钟了。

胡敏则回忆：13 日早上，她回到家，进卧室时把鞋脱了提在手上，怕惊扰了丈夫。警卫员告知她： “邱总半夜被总理请去开会。”中午，邱会作回家后便颓丧地坐在沙发上，轻声对她说： “林彪逃跑了。”

林彪集团成员：左起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

公审前，邱会作被关押了近十年

“树倒猢狲散”。“9·13”事件发生 10 天后，林彪集团成员逐一落网。9 月 24 日早上 8 点 30 分，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宣布： “黄、吴、李、邱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此后，邱会作等相继被关押在北京顺义县卫戍区第三师师部和北京秦城监狱，直到 1980 年才和“四人帮”一同被公审。

邱会作在北京顺义县卫戍区第三师师部生活了五年零三个月。在这里，刚开始他的伙食费是 0.8 元，后来黄永胜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提出改善伙食。毛泽东批示说： “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因此，从 1971 年 11 月起伙食就很好了，邱会作说比他在总后机关和西山家中还好，只有喝酒一条没被周恩来答应。当时，卫戍部队接到指示：把黄、吴、李、邱作为特殊的首长看待，只管三条—— — 不病、不逃、不死，其余都不管。

1976 年 12 月，邱会作被押解到北京秦城监狱。在那里，邱会作曾说： “除了未用刑罚外，我在各方面已是一名名符实则的囚徒。但是，伙食仍是一天一元钱。冬天，房内有暖气，半个月可以洗一次澡，可以蹲马桶解手，生活上并没有很大困难。”

1979 年 12 月，中央派了一个审查组，重新审查邱会作的案子。当时负责人对邱会作说： “我们对中央负责，也对你邱会作本人负责。审查过程中，有任何违反纪律的事，如逼供信，你可以直接报告中央，也可以将信件通过我们转交。”

1980 年，军委总政治部保卫部向关了近十年的黄、吴、李、邱补办了逮捕手续。这一年，对他们和“四人帮”集团成员的公审开始进行。

公审时，邱会作认罪态度较好

1980 年 12 月 9 日上午 9 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邱会作在总后迫害干部群众的罪行进行调查。

庭审上，审判员问邱会作： “你在 1967 年写给叶群的信中有没有诬陷总后勤的干部？”邱会作答： “有。我写的那封信上有所谓彭、黄、洪的残余势力，还具体指了汤平、沈茂兴、杨恬，还有其他人，我记不准了。”

法庭出示、宣读和投影邱会作 1967 年 3 月 5 日写给叶群的亲笔信（节录）和邱会作笔记本上记载的叶群 1967 年 3 月 17 日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叶群的发言对邱会作讲了九点，除对邱吹捧之外，还说在总后彭德怀、黄克诚、洪学智、李聚奎的人没有挖掉。邱会作辨认后，立即供认是自己亲笔写给叶群的信和做的笔记。

法庭又出示、宣读原叶群办公室电话记录，证明 4月 3 日下午邱会作通过电话向叶群汇报了总后的运动情况。电话说： “主要揭露饶正锡、李耀、汤平。对二级部少数跳出来的正、副部长，如宋西侯、梁冰、苏焕清也开始进行大鸣大放，大揭发。”审判员问邱会作：“这是不是你让汇报的？”邱会作回答： “肯定是我让汇报的。这个电话稿只可能是我自己写的，属于这样大的问题，没有我的点头，是没有人敢汇报出去的。”

法庭再出示、宣读邱会作、张池明 1968 年 4 月18 日给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的信（节录）： “饶正锡是彭、黄漏网分子，是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对他有极大的仇恨，决心坚决把他斗臭、斗垮、斗倒。”邱会作辨认后说： “是我亲笔写的。”审判员问： “你还在什么地方诽谤诬陷过总后领导干部？”邱回答： “这就多了……”

后来法庭通知受害人亲属刘伯音出庭作证。刘伯音在法庭上控诉了邱会作私设监狱，对她丈夫汤平刑讯逼供、迫害致死的罪行。邱会作听后承认了全部实际，他说： “我目前在人民法庭上严肃地承认迫害汤平致死是我的罪行。我目前向过去同我在一起工作过的老战友汤平的妻子请罪！”

12 月 11 日下午 3 时，法庭继续调查邱会作迫害干部群众的罪行，出示、宣读邱会作 1968 年 2 月 27日在“孙庆才案件情况简报”上的批语（节录）： “我们的办法就是斗、审、专，三者要相互结合。对敌人应当狠斗，坚决打击他反革命的态度；狠审，可以连续多少天进行审讯；狠专，敌人拒不交代就整他。”邱会作辨认后，连声说： “这是我自己写的。”

法庭还宣读了贾从忠记录的邱会作 1968 年 3月 18 日在总后专案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总后政治部原“文办”主任关广发、工作人员刘子健的证词，张道文笔记本记载的邱会作 1968 年 10 月 13 日晚的讲话（节录）。其中，邱会作说： “心里要狠，对敌人要残酷，斗争手段就是专政的手段，对敌人要连续审，几天几夜的干，必要时手铐脚镣都带上。”还说： “我看四斗、五斗、六斗都可以，要死的，不斗他也死，不死的，斗他也不死。十六条并没有规定要赔命嘛！”审判员问邱会作对以上证据还有什么要说的，邱会作答：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完全低头认罪。我当时想的，就是一种报复的思想来整他们。”

12 月 20 日下午，审判长向邱会作宣布：对指控他的罪行可以进行辩护。当时，邱会作站起来说： “我向法庭低头认罪，没有可辩护的。”他只是念了认罪书，作为他的法庭最后陈述。邱会作表明承认自己追随林彪及其集团所犯的罪行，把他关起来或是判刑，都是中央决定的，他的态度是服从。因此，当宣读判决书时，邱会作只喊了一句： “毛主席万岁！”

邱会作被保外就医及获释后的生活

鉴于邱会作在公安、检察预审和法庭调查过程中认罪态度比较好，检察员孟庆恩在法庭上提出：“提议法庭在量刑时，予以思考。”结果，邱会作被判处有期徒刑 16 年，刑期从 1971 年林彪驾机出逃后他被软禁于北京卫戍区时开始计算，由此成为林彪集团中获刑最轻的一个。

1981 年 9 月，67 岁的邱会作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安置在内地一座大城市居住。当邱会作离开秦城监狱时，他对监狱负责人说： “没有别的要求，但愿住房有暖气、洗澡等设备，治病方便。”但到达住所后来，缺的就是这三样，邱会作对秦城监狱送他的人员说： “你们带我回北京监狱吧！”本来，保外就医有相对的自由，邱会作却提出这样的要求，使北京来的人十分诧异，对他的儿子说： “要劝慰你父亲，不要失去对生活的信心，生活上的困难会解决，情况会越来越好。”

此后，邱会作每月生活费 100 元，和夫人胡敏像普通市民一样生活。从 1983 年起，每月生活费增至200 元、30 斤粮、半斤食用油，生病就在省人民医院就诊。胡敏当过 50 年的军医，她对邱会作照顾得很周到，夫妻俩同街坊邻居的关系也很融洽。

1987 年 9 月 24 日，邱会作服刑期满，拿到公安部门送来的一张释放证。同年 10 月，国家公安部的官员向他宣布：就地安置，每月 200 元生活费，继续剥夺政治权利 5 年，拿释放证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户口。邱会作说他不愿做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民，希望有人管他的安置。

邱会作每月 200 元的生活费中，开销保姆的工资和伙食费、房租、水电费等就要花掉 100 多元，洗理费、零用钱每月要开支 20 到 30 元，所以夫妻二人用在吃穿上的钱并不太宽裕。邱会作身上的衣服，除了囚服就是儿子穿过的旧衣裤，但他说： “我和胡敏出身贫穷，都是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走出来的。只要解决温饱问题，冬天不受冻，能就近洗澡、看病，再高的要求实在不敢奢望。”

1989 年，邱会作因经济拮据而停止订阅报纸，但他依旧很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每天都要从左邻右舍借阅报纸，然后“快借、快读、快还”。在改革问题上，邱会作曾说： “改革是件大好事，我举双手赞成。改革就是革命，只有改革，中国才能前进。要改革就会有缺点、有错误，怕的就是知错不改。”

邱会作一生多半从事军队财政经济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尤为关心。他曾说： “好多问题都是历史积累下来的，例如物价，稳而不涨行不通，工资增长速度又赶不上物价上涨指数，必然会形成矛盾。”邱会作还向别人表明： “我的晚年将设法过得充实、愉快而又富有意义。”2002 年，邱会作安详去世，看来他已彻底从心中驱散了最初的沮丧情绪，最终找到了那份遗失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