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两国各自建立“统一的身份证号码”的差异想开来

“统一的身份证体系”之争

由于工作的缘由，常常会和美国的朋友交流，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咱们国人觉得司空见惯的身份证，对于美国人是没有的。

这的确很令人有些费解，我们目前几乎生活在一个数据的时代，无论结婚、看病、上学，还是存钱、养老、出国，实则质往往都是在于不同的数据系统打交道，而如何区分出每一个独立的人，别搞混搞错了，是这些系统的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更不要说某些情况下还得连接若干个系统进行联合处理，更需要对每个人进行独立和统一的标识。

这个标识，用数据库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主键（Primary Key），只有通过一个合理的主键，不同的数据才能方便快捷地联接起来。而这个“主键”，就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标识。这个标识，在许多国家，就是身份证号码。

中国人的身份标识：统一的身份证体系

在中国，身份证古已有之，但它却是起源于官员的识别符号。我国最早的“身份证”是隋唐时期朝廷发给官员们的“鱼符”，到武则天时，宋代时，“鱼符”被废除，但仍佩“鱼袋”。至明代，改用“牙牌”，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卡片式身份证已经超级接近了。不过好像除了进出宫以外没什么用了。

直到49年建国后，我国公民没有居民身份证，证明自己身份的时候用的是户口簿和单位介绍信。建国初期曾经有人想过要制作一种身份证件取代户口簿和介绍信，但由于历史等缘由，一直未能将这一想法变成现实。

1984年4月6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颁发居民身份证若干问题请示的通知，同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自此，我国通过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揭开了居民户口证件化管理的序幕，并且开始颁发第一代居民身份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2003年6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此中规定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年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应当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未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也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2004年1月开始换发第二代身份证。融入IC卡技术，防伪性能提高，办证时间缩短，存储信息增多。

从2017年开始，有关电子身份证（eID）的消息也不断传递出来，eID是以密码技术为基础、以智能安全芯片为载体的网络身份标识，能够在不泄露身份信息的前提下在线远程识别身份。简单来说，eID就是公民在网络上的一个身份标识。它既不是明文的身份信息，也不是像身份证那样的证件。这项技术最关键的是：未来，当你使用载有eID的银行卡或手机卡进行交易时，网站后台可以在线辨别eID的真伪和有效性，不用再保存用户的身份信息，也就是说，使用搭载了eID的银行卡或智能手机时，不需要在网上提交自己的姓名、住址、电话、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就能方便地进行网上交易。

美国人的身份标识：多体系并存，以驾照、社会安全号为主

而在美国，还从来没有过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件及号码。由于没有共同的“主键”，在金融、医疗、教育、福利和公共安全等等不同的数据库中，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商业组织都各行其是，使用、设计了不同的标识方法。

当然这样也的确不够方便，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成长起来了两个证件体系，不同程度起到了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身份证的作用：一个是驾驶证，无论住酒店还是参与商场营销，美国人往往掏出驾照就一了百了，但驾驶证是以州为单位发放的，每个州的证件格式、号码位数都不一样，而且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州的驾驶证，也可以没有驾驶证。所以严格地说，驾驶证虽然具备了身份标识的作用，却还谈不上统一的身份标志，而且很容易伪造。

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安全号。1935年，罗斯福新政期间，他为了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提出为每一个有工作的人员，建立一个社会安全账号。每个月，政府将从其工资中扣除一部分金额，并补贴部分金额，共同存入其社会安全账号，以作为其退休养老的保障。后来，社会安全号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了：先是个人纳税的表格启用了这个号码，慢慢地，找工作、申请信用卡、驾驶证、政府福利都需要出示个人的社会安全号。

美国人的社会安全号

从必定程度上来说，社会安全号似乎也是身份证件的替代品，而且其使用的趋势还在不断上升。但严格地说，社会安全号还是算不上统一的身份证件。由于它只记录姓名，连男女、年龄、住址、相片等基本的信息也没有，公民也不需要随身携带，该号码也被明确规定为个人隐私。

另外，刚才未提及的还有护照，其格式倒是统一的，号码也是唯一的，并由联邦政府发放，但其发放方式，是以自愿申请为基础的，个人不申请、政府就不发放，除了出入境，日常生活中也很少使用。

美国人为何不建立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件：隐私权和不信任

实则，联邦政府也未尝不想建立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会不同意！国会的问题又在于：大部分人民不答应！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那部著名的小说《一九八四》（后又改编为电影）。这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48年创作的一部讽刺小说。

这部小说问世之后，先后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被誉为对“极权和专制”进行反思的巅峰巨著。当然，由于其对极权主义入木三分的鞭挞，也在一些国家屡屡被禁止出版。

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没有躲避的地方。除了你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以外，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第一部第二章，1948年

故事发生在虚拟的大洋国。这里的居民，处于国家的完全监视之下，没有任何的隐私。国家的领袖就像“老大哥”一样，无处不在、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的国民，确保他们思想“纯洁”、没有任何反叛的行为。一种被称为“电幕”的高科技视频器材被用来监控人民的表达、交流和生活。每个人的住所、办公室和公共场所都安装着监控镜头和窃听器，到处都贴着标语：“老大哥在看着你！”记者们写的一切东西都要经过党的审查才能发表，孩子们也被党煽动、鼓励向警察报告他们父母的可疑行为。

即使一个对国家不敬的细微表情，都可能被报告，然后是教育、逮捕、改造、清洗。

故事的主人公史密斯是一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他怀疑国家的理论，和一名年轻的女性相爱。他们“出轨”的思想和行为很快就被秘密警察发现，在残酷的监禁、审问、拷打和洗脑之后，这对年轻的恋人最终悲伤无奈地选择了放弃，分别背叛了对方。

《一九八四》刻画了一个无比强劲的国家和政府、一个令人窒息的恐怖社会。在这里，人性被扼杀，隐私被践踏，思想受到钳制，生活极度贫乏。任何人读完这部小说，都会倒吸一口冷气，对极权主义不寒而栗。1984年，为了纪念奥威尔，这部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无数心灵的震颤。

《一九八四》电影剧照：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美国的历史上，“老大哥”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实则并没有出现过。但片中的“老大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无处不在的监控，这一点，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科学技术不断突飞猛进，政府权力在扩张和蔓延，这些都是对个人隐私的潜在威胁，美国人担心，两者一旦结合，就会有产生“老大哥”的危险。

1960年代后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推进、计算机的增多，这种危险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他们担心，联邦政府会利用信息技术来侵犯个人的隐私。

前面所说的罗斯福建立全国统一安全号的提案，就遭到了隐私派激烈的反对。最后，罗斯福向国会妥协并保证：这个号码仅仅用于社会保险，必定不会用于身份标识的领域，并且会被保密。他的这个提案才最终在国会通过。

但一朝天子一朝臣。罗斯福之后，他的承诺并没有被严格地遵守，社会安全号被滥用，引发了民众的担忧，因此，1974年的《隐私法》，甚至还有专门的条文规定：“要控制社会安全号对个人隐私造成的威胁”。

我们的立场是：目前或者可预见的将来，在美国都不应该建立统一的身份证。就严格的定义来说，社会安全号不能算是身份证，它最多只能算一个近似的身份标识。

——联邦政府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同一年，美国司法部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FACFI），研究统一身份证的问题。该委员会在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以及商业领域进行综合调研之后，认为政府有义务为私营领域提供一个统一的标识，以方便全社会各种电子交易行为的发生和管理，因此提议采纳统一身份证的做法。但报告同时坦承：公众对于这个提议的反应是超级负面的。

鉴于此，几乎没有官员敢在公开场合表态支持统一身份证的做法。最后，这个提议只有不了了之。

世贸中心受到袭击轰然倒塌的一刻

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

这天上午，19名来自“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先后劫持了4架民航飞机，分别在纽约、华盛顿两个城市实施了自杀式的撞机事件。其中两架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南北双塔，第三架撞向了国防部五角大楼。最后一架据称目标是国会大厦，但由于机组人员和乘客的反抗，飞机最后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

包括恐怖分子，4架飞机上共有256名人员，无一生还。更为悲情的是，时值上班高峰时段，有上万人集聚在世贸中心，两座建筑在遭到撞击之后，先后都着火、燃烧、倒塌；有上千名工作人员来不及疏散，最后都葬身火海，还有近400名消防队员和警察，在大厦里面组织救援，也埋身于废墟之下。

包括劫机者在内，“9·11”总共造成了2996人死亡。这些人，来自全世界90多个国家。

“9·11”是继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遭受的最大袭击，其死亡人数，甚至超出了珍珠港。它对美国人的心理、文化和政治生活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在世界历史上，都堪称影响深远的事件。

对“9·11”的调查很快发现，19个劫机者当中，至少有11个人持有虚假的身份证件。

为了国家安全，美国人民必须牺牲必定程度的个人隐私。

——路易斯·弗里，联邦调查局第5任局长，2001年

这又重新点燃了统一身份证的大讨论。

皮尤研究中心（PRC）随后开展的民调表明，“9 ·11”事件发生的第二个月，有70%的民众都支持全民统一身份证的计划。

但没想到，仅仅几个月之后，2002年3月，盖洛普的民调表明，统一身份证的支持率又下降到26%，反对率上升为41%。许多人都表明，他们支持在机场加强身份的查验，但反对在银行、医疗、教育、福利等领域使用统一的身份标识。

但这显然没有阻止布什政府以“反恐”名义粗暴侵犯民众的隐私和自由。

布什总统签署《爱国者法案》

2001年10月26日，《爱国者法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参众两院高票通过随后成立国土安全办公室，次年11月，国会正式通过了《2002国土安全法》，批准联邦政府在国土安全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新的内阁部门：国土安全部（DHS）。

国土安全法中，一个响亮的名字：万维信息触角计划（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浮出水面，2002年5月，国防部在其下属的高级项目研究所（DARPA）内成立一个新的办公室：“信息触角办公室”（IAO）。

信息触角办公室Logo

万维信息触角计划公开之后，引起了隐私、民权保护团体的强烈反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指出，所谓的“交易空间”，是关于“所有人、所有事情的记录”，实则无所不包，该组织大声警告：

“如果该系统得以实施，美国人民将生活在《一九八四》所描绘的监控当中，唯一不同的是，监控我们的不是电幕，而是数据库！”

布什版本“老大哥在看着你！”

除了直接针对万维信息触角计划的分析和报道，各种政府工作人员滥用个人隐私数据的例子也被新闻界挖了出来，作为反面佐证，见诸报端。

密歇根州的一些警察，居然利用警务数据库“猎艳”。他们在街上邂逅美丽的女性之后，就跟踪她们、记下她们的车牌号码，回到办公室，通过查询数据库，获得该女性的住址等个人信息，然后再人为制造进一步接触的机会。此外，还有警察利用数据库查询政治对手和上司的信息，对相关人员实施威胁。在2001年前后5年期间，涉嫌滥用警务数据库的警察共有90名之多。特拉华州还有政府官员，将公民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卖给赌博公司，协助他们追债、开发新的顾客。

最终，万维信息触角计划还是没有逃脱夭折的命运。

问题的关键：民众自由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平衡

从美国对于统一身份标识系统的发展史来看，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民众自由与公共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统一的身份标识体系，显然是很容易设想的方案，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也都采取了这样的方法进行管理，对于打击犯罪、以及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领域也卓有成效。

例如，流感是全球性的传染病。多年来，医务人员一直致力于研究它的爆发周期和特点。1999年，正是通过数据挖掘技术，研究人员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通过对全国数万多个药店的销售数据进行挖掘，科研人员发现，在医院大规模地收治流感病人的两个星期之前，药店柜台的感冒药会有一个销售高峰，这个高峰，只要超过必定的“阀门”值，就预示着一场流感将要爆发。其中的缘由在于，人们在患上感冒之后，一般先会尝试自己去买药，直到不见效、症状加重，才会到医院求助，而这个时候，流感已经在社会上全面爆发，失去了最后的治疗控制时机。

通过挖掘病人的就诊数据则发现，由于儿童的抵抗力更弱，儿童的就诊高峰往往是流感的先兆，这个高峰过后的一个月左右，成人流感的爆发就会接踵而来。

这些发现，都为防治即将爆发的流感，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因此，站在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建立统一的身份标识方案是理所当然的选择，现代经济依赖于大规模的数据整合和交换，统一集成的中央数据库，将提高协同与经济效率，方便民众的生活，是社会进步的不二选择（包括政府、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都支持这一点）。

但是任何系统一旦建立，其背后都是使用它的人，这就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滥用或者被盗。而无论哪一点，都是无法被绝对保证的，因此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去牺牲民众实实在在的自由，以换取“可能会好一点点”的安全。

这其间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呢？

未来会达成新的共识：去中心化的数据存储与信任架构

中美两国采取了两种看似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实践，但实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

真正解决问题之道，在于技术的进步以及新的社会共识的构建。

去中心化的技术正在蓬勃发展，区块链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信任问题，这也是区块链的核心价值。区块链其最高境界是建立共识信任体系，一种被动的信任模式。通过这种共识的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共同体；依靠一切生命的力量来抵御内心的恐惧，敢于信任，拥抱合作。

与传统技术的最大区别是，区块链是一种分散式信任机制。区块链技术尝试打破中心化信任的垄断和崩塌风险，用去中心化的思路尝试构建全新、更加健壮的信任体系。可以说，信任是区块链核心的核心，价值、通证、资产等都是构建在其上的延伸。

但是，新技术落地的根本还是在于达成共识，在这一点，不同的国家和群体往往采取不同的策略，自上而下往往高效但是内藏隐患，自下而上则效率太低，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唯有通过不断地冲击和磨合，最终达成去中心化地数据存储与信任机制，我们才能真正朝着建立“人类共同体”的大方向迈进了一步！